National Security Case Tong Ying Kit HCAL 1601 of 2020 E James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202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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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

                                                                                               HCAL 1601/2020

                                                                                                   [2020] HKCFI 2133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憲法及行政訴訟案件2020年第1601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唐英傑 申請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答辯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席前:

 

周家明法官及李運騰法官

聆訊日期: 2020年8月20日
判決書日期: 202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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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是法庭的判決。

摘要

1.  根據2020年8月3日提出的一項 人身保護令 申請,申請人尋求挑戰自2020年7月6日起根據西九龍裁判法院首席裁判官蘇惠德先生的命令(案件編號WKCC 2217/2020,將其還押看守等候下次於2020年10月6日舉行的聆訊)以來的當前拘留情況(「 該命令 」)。

2.  申請人提出的主要觀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家安全法》」)中的第42(2)條是一項違憲的「無保釋」規定,並主張申請人因此有理由通過提出一項人身保護令申請,而不是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刑事訴訟條例》」) 第9J條 的拒絕保釋覆核申請來尋求釋放,申請人還挑戰了《國家安全法》的其他幾條條文的憲法性,特別是其中的第20、21、24和44條。以下,除非上下文另有指示,否則「條文」一詞均指《國家安全法》的條文。

3.  本庭認為:

(1) 申請人採取了錯誤的程序來挑戰該命令。申請人應當適當地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J條提出拒絕保釋審查申請,而不是提出一項 人身保護令 申請以尋求其從拘留中釋放。

(2) 在一項人身保護令申請中,法庭唯一考慮的是首席裁判官是否有合法權力作出命令,將申請人還押看守等候下次聆訊,而不是首席裁判官的決定是否正確,後者是在保釋審查中決定的事項。

(3) 申請人的拘留是根據首席裁判官行使其普通司法權力作出的法院命令,不能說是沒有合法權威。

(4) 第42(2)條不是「無保釋」條款。根據第42(2)條的正確解釋和適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法官單獨適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1)(b)條的普通標準(即,被告人在保釋期間「犯罪的真實或實質風險」)還是與第42(2)條一起,在決定是否批准或拒絕保釋時,應該得出相同的結果。

(5) 第44條的效力僅在於香港不同級別法院的多名法官由行政長官指定處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指派法官審理任何特定案件的實際責任仍由司法機構獨自承擔。法官有責任按照司法誓言嚴格依法履行職能,並完全不受政府的任何干預或影響。

(6)《國家安全法》第20、21和24條對於被裁定犯有該等條文所列罪行的人士設定刑罰範圍,讓法官根據任何具體案件的事實和情況確定適當的刑罰,原則上並無不妥之處。

(7)《國家安全法》對申請人完全開放,儘管缺乏真確的英文文本,但不能說對其選擇律師的權利造成不合理限制。

背景事實

4.  為了處理本申請,以下對事實的簡單摘要應該足夠。

5.  2020年7月1日,在《國家安全法》頒布後,許多人前往灣仔和銅鑼灣地區抗議,其中一人就是申請人。

6.  根據控方的指控:

(1) 於2020年7月1日下午約15:35時,申請人被看見騎乘他的高性能摩托車在灣仔區高速行駛。在所有相關時間內,他背負著一個背包,其中懸掛著一面黑色旗幟,上面用白色字體寫著「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以及「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標語 」),當他騎著摩托車向公眾展示時,公眾或部分公眾則大聲歡呼以支援他的行為。

(2) 一些警員在軒尼詩道和盧押道交界設立檢查線(「 檢查線-1 」)試圖阻止申請人,但他繼續騎著摩托車高速向他們衝去。警員成功避開,避免被摩托車撞到。

(3) 申請人逃離現場,沿著軒尼詩道向前行駛。他從軒尼詩道左轉進入菲林明道,再次左轉進入駱克道,最終右轉進入盧押道。在那裡,他遇到另一個警方檢查線(「 檢查線-2 」),包括盧押道和謝菲道交界處超過10名警員。再次,警員試圖阻止申請人,但無功而返。他右轉進入謝菲道,繼續高速行駛。

(4) 在柯布連道和謝菲道交界處,另一組警員已經形成了一條檢查線(「檢查線-3」),試圖阻止申請人。他無視警方的警告,將摩托車撞向一組警員,從而嚴重傷害了其中三人:

(a) 一人脊椎骨折和下肢擦傷;

(b) 第二人右拇指脫位和肋骨骨折;以及

(c) 第三人右胸壁壓痛,右拇指壓痛和擦傷。

(5) 申請人自己從摩托車上摔下來,並摔斷了腳踝。

(6) 大約在15:40時,申請人因「狂亂駕駛」和其他違反《國家安全法》的罪行而被逮捕。

7. 控方的案情是:

(1) 申請人違反第20和21條的罪行,因為在上述情況下展示標語的旗幟,他煽動其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行動,無論是否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旨在實現分裂國家或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即將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或以非法手段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罪行-1」);以及

(2) 申請人進一步違反第24條的罪行,因為他在檢查線1和檢查線3處將摩托車撞向員警群組,從而導致其中三人受重傷,他藉此迫使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威脅公眾以追求政治目的,從而犯下了對社會造成嚴重傷害或意圖造成嚴重傷害的恐怖活動,即對人造成嚴重暴力或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秩序的危險行為(「罪行-2」)。

8.  於2020年7月3日,申請人被控犯有罪行-1和罪行-2。

9.  於2020年7月6日,申請人被帶到首席裁判官面前接受聆訊。他向首席裁判官申請保釋,但被拒絕,首席裁判官下令將他還押看守,直至預定於2020年10月6日舉行的下次聆訊。根據首席裁判官的「保釋程序摘錄」中可以看出,他拒絕給予申請人保釋,因為他認為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請人將「不會按照法院指定的時間投案」並且「在保釋期間犯罪」。在該記錄的第四部分標題「理由」下,首席裁判官對以下事項打了勾:

(1) 事項(a) – 「涉嫌罪行的性質和嚴重性,包括在定罪情況下可能的處置方式」; 以及

(2) 事項(j) – 「其他」,並寫下了「《國家安全法》第42條」。

10.  申請人現在尋求通過申請一項人身保護令來挑戰他的持續羈押。他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J條申請替代保釋,這將在本庭處理完人身保護令申請後另行處理。

申請理

11.  在其日期為2020年8月3日的「人身保護令申請」中,申請人聲稱他根據其於2020年8月3日提交的證詞提出申請。在該證詞中,申請人聲明他已經得到法律建議,根據該令他目前的拘留是非法的,但並未明確列出申請的理據,儘管從該證詞的內容看來,他依賴以下理據或投訴:

(1) 第42條包含一個有罪假設,違反了無罪推定和《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A部分的保釋推定;

(2) 第42條,具有「強制性」的性質,錯誤地限制或干涉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行使獨立司法權的範圍,以至於實質上剝奪了法官或裁判官考慮保釋的權利;

(3) 第20、21和24條,規定「強制性最低刑罰」,限制或干涉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獨立司法權,與《基本法》的規定不一致;

(4) 第44條規定,只有特區行政長官指定的法官才能處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允許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行使獨立司法權的不當干涉;

(5) 《國家安全法》因以下原因而不可及,即(i) 它是用中文公佈的,而於2020年7月3日刊憲的英文翻譯本並非經過驗證或真確翻譯,並且沒有法律地位,以及(ii) 他的資深大律師Philip Dykes先生無法閱讀法律的中文文本,因此無法解釋法律並就此事提供建議,除非透過能閱讀中文文本的其他大律師。

12.  在Dykes先生於2020年8月11日提交的提議書大綱中,他指出了四個他認為使拘留權無效的理據:

(1) 申請人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1)條的無罪推定權利已被第42條剝奪 – 「 據一 」;

(2)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席法官未能行使《基本法》下的獨立司法權,因為他是由特區行政長官委任來處理申請人的案件 – 「 據二 」;

(3) 制定最低監禁期限的《國家安全法》中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獨立司法權行使相抵觸 – 「 據三 」; 以及

(4) 《國家安全法》尚未以英文正式或真確的文本形式呈現,而英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另一法定語言。缺乏正式或真確的文本損害了申請人根據《基本法》第35條選擇律師的權利 – 「 據四 」 [1] 。

挑戰該命令的適當途徑是對拒絕保釋的覆核申請

13.  實質上,申請人的挑戰是針對首席裁判官拒絕在審判前給予他保釋的命令。這樣的挑戰應該在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J條向高等法院提出拒絕保釋的覆核申請中進行,而不是通過申請發出人身保護令。參見:

(1) Re Michael K Ogunade HCAL 20/2005(未彙報,2005年2月8日), 張舉能法官(當時)說 –

「[12] 無論如何,申請人是否犯有被控的罪行是聆訊的問題。至於審判前的自由,申請人在首次被帶到裁判官法院後等待聆訊時確保其獲釋的正確程序是申請保釋。

[13] 必須記住,人身保護令是一種非常規的救濟,適用於普通法律救濟不適用或無法獲得的情況:Archbold Hong Kong 2005第3-2段。據說保釋程序是人身保護令衍生物,而保釋申請衹是簡化的人身保護令申請: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第2版)134(在HKSAR v. Siu Yat Leung  [2002] 2 HKLRD 147 ,151I-152A中獲得批准)。

[14] 在本席看來,如果申請人現在認為,在收到檢控方最新的文件和陳述後,他確實有理據在聆訊前獲釋,他應該按照正常程序提出新的保釋申請,其中將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適用的情況下)他所面臨的指控的理據。

(2) Darryl Penrice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HCZZ 39/2015(未彙報,2015年6月30日)第8段,李瀚良法官說 –

「本席完全同意張舉能法官(當時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在 Re Michael K Ogunade  HCAL 20/2005案中的評論。人身保護令是一種非常規的救濟,只有在普通法律救濟不適用或無法獲得的情況下才會發出。申請人已被各個法院合法羈押。如果情況有任何變化,他應向法院申請保釋。」

(3)  Re Johnny Mondesir   [2019] HKCFI 2103 第9段,林雲浩法官說 –

「[9] 正如當時的張舉能法官所說,在  Michael K Ogunade  案(未報導,HCAL 20/2005,2005年2月8日),在等待刑事聆訊期間,申請人試圖獲得釋放的正確程序是提出保釋申請,法院在審理申請時可以就所有相關因素進行辯論,包括可能是他所面臨的案件的理據和答辯的需求。

[10] 就申請發出一項人身保護令而言,控方和辯方各自案情的強弱,以及辯方在準備刑事案件方面的需求,並不涉及拘留的合法性…」

14.  然而,編者在Archbold Hong Kong 2020第3-2段中指出「法院拒絕保釋不能通過申請人身保護令來挑戰或規避」。

15.儘管有人說保釋是人身保護令的「衍生物」,但立法機關已經提供了一個簡單快速的程序來挑戰法官拒絕保釋的命令,被拘留的人通常應該利用法定程序,而不是申請人身保護令,因為如在Re Michael K Ogunade案中張舉能法官在判決中所指出的,這是「一種非常規的救濟」,應僅在「普通法律救濟不適用或無法獲得的情況下」才採取。在本案中,保釋的救濟是適用且可獲得的。

16. Dykes先生主張,申請人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第54號命令提出此申請,因為《國家安全法》的強制性規定,包括他認為與《基本法》所保護的權利和自由不一致的第42條,其中包括《基本法》第28條所規定的不得任意拘留的權利和保釋的推定[2] 。 Dykes先生進一步主張,單獨提出保釋申請將不會有所幫助,如果,正如所顯示的那樣,第42條不允許申請人在他聲稱擁有被推定無罪的權利時提出保釋申請[3] 。簡而言之,他主張第42(2)條是一項「無保釋」的規定 [4] 。

17.  在本庭看來,對《國家安全法》的各種「強制性」規定的憲法性挑戰,包括第20、21、24和42條,可以在高等法院法官審理保釋申請時提出。憲法問題並非只能在司法覆核申請或人身保護令申請中解決。本庭也不接受第42條不允許申請人在維持清白的情況下提出保釋申請的論點(見下文第27至49段)。

18.  Dykes先生依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R v Pearson  [1992] 3 RCS 665的判決,支持他的論點,即申請人可以申請一項而不是在這個案件中覆核保釋被拒的決定。在Pearson 案中爭議的是《刑法典》第516(6)(d)條,該條要求被控犯有特定毒品罪行的人必須證明為何在聆訊前拒絕保釋是不合理的 [5] 。Lamer首席大法官在代表Sopinka法官和Iacobucci法官發表判決時,確認了一般原則,即人身保護令不是保釋被拒的救濟措施,不應該用來規避適當的上訴程序(在保釋方面,根據加拿大《刑法典》第520條進行的保釋覆核被認為是「適當的上訴程序」),或成為一個「昂貴且難以控制的平行保釋覆核制度」 [6] 。Lamer首席大法官進一步裁定,人身保護令在他所描述的那個案例的「狹窄情況」中特例地可用,即被告正在尋求兩項憲法救濟:(i)確定《刑法典》第516(6)(d)條違反權利和自由憲章,因此根據《1982年憲法法案》第52條無效 [7] ,以及(ii)根據第24(1)條獲得救濟 [8] ,即根據憲法有效的確定保釋標準進行新的保釋聆訊 [9] 。值得注意的是,在Pearson案中,初步調查的法官拒絕覆核他的命令,即被告在《刑法典》第523(2)(b)條下等候聆訊時被還押看守[10] 。因此,他除了申請一項人身保護令外,別無他法。本案不同之處在於,申請人可以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J條申請覆核拒絕保釋的決定。此外,申請人並未在本人身保護令申請中尋求任何新的保釋聆訊。

19.  本庭看不出申請人為何不以正常方式申請覆核拒絕保釋。本庭接受政府代表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先生的提議,即本人身保護令申請是對刑事訴訟的間接挑戰,不應被允許。單憑這一理據,本庭將駁回該人身保護令申請。

申請人的拘留是合法的

20.  眾所周知,申請發出一項人身保護令的中心問題是是否有合法的拘留權。《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22A(1)(a)條規定,「可以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聲稱申請中所列的人沒有合法理由被拘留」。在 Fidelis Ahuwaraezeama Emen v Superintendent of Victoria Prison  [1998] 2 HKLRD 448案中,Stock法官(當時)在453C-D段指出:

「人身保護令的申請的目的是確定是否有合法的拘留權。」

21.  申請一項人身保護令與申請保釋的性質和實質不同。處理人身保護令的法院專注於拘留是否有合法權力的問題,而處理保釋申請的法院則基於拘留是合法的前提,並考慮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條的既定法律原則行使自己的裁量權,被告是否應該獲准保釋。

22.  在這個案例中,申請人根據2020年7月6日首席裁判官的命令被還押看守。毫無疑問,首席裁判官在《裁判官條例》第102條下有合法權力或權威作出命令,將申請人被還押看守等候下次聆訊。由於申請人的拘留是根據裁判官在履行其司法職能時作出的命令,因此他的拘留毫無疑問是有合法權威的(見前引Re Michael K Ogunade第10和11段;前引Re Johnny Mondesir第7段)。

23. 上述討論足以處理目前的申請。出於對大律師精心提議的尊重,本庭將處理Dykes先生提出支持申請人申請發出人身保護令的理據。

理據一  42條剝奪了保釋的推定權

24.  第42條如下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在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羈押、審理期限等方面的規定時,應當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時辦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25.  Dykes先生認為第42條有三個憲法上的異議理據有:(i)它是建立在有罪的假設上,(ii)它取消了有利於保釋的推定,以及(iii)它使得任意拘留[11] 。

26.  另一方面,余先生認為法院無權決定《國家安全法》是否違憲或無效或與《基本法》不一致。《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的相對地位問題,以及任何無法通過適用普通法律解釋技巧解決的兩者之間的不一致應該如何由法庭處理,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在這方面,雖然第68條規定「本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法律的規定不一致時,以本法為準」,但對於「地方法律」一詞是否包括《基本法》的問題,余先生未作出明確答覆,因為這個問題在本案中並不需要作出決定這是理解的。由於本次申請的處理不需要對這個重要問題作出決定,本庭將在必要時將其留待將來考慮。

a)第一個論:根據對有罪假設的第42

27.  Dykes先生對第42條是基於有罪假設這一論證很難理解。根據Dykes先生的說法,「被保釋的申請人必須承認他已經犯下這些行為,或者法官或裁判官必須認為申請人已經犯下相關行為並且他不會繼續進行」。[12] 。尊重地說,這是對該條款的不合理解讀。

28.  解釋法律條文不是一個語言學的練習,它需要遵循一種目的為本和語境相關的原則。第42條是《國家安全法》第IV章「管轄權適用法律和程序」下的一部分。第40、41和42條陳述如下:

第四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本法規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但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的情形除外。

第四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立案偵查、檢控、審判和刑罰的執行等訴訟程序事宜,適用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

未經律政司長書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提出檢控。但該規定不影響就有關犯罪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並將其羈押,也不影響該等犯罪嫌疑人申請保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審判循公訴程序進行。

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開審理的,禁止新聞界和公眾旁聽全部或者一部分審理程序,但判決結果應當一律公開宣佈。

第四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在適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羈押、審理期限等方面的規定時,應當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時辦理,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29.  顯然,《國家安全法》第四章預見將對被控根據《國家安全法》犯罪的人進行審判。第42(2)條是一項關於在香港等候審判的此類人士保釋問題的規定。將第42(2)條解釋為要求尋求保釋的人首先承認有罪是完全不合邏輯的。Dykes先生對第42(2)條的解釋將與無罪推定原則完全不一致,該原則在第5條中明確承認。

30.  本庭不認為將第42(2)條的構建過程簡化為專注於「繼續 」 這個詞並將其用於代表申請人的Dykes先生提出的不合理構建是正確的。本庭接受余先生的建議,即第42(2)條中的「繼續」一詞僅表示「持續一段時間,即如果獲得保釋,將來會持續」。換句話說,第42(2)條的全部作用僅是指示處理保釋申請的法官考慮一個問題,即被告人是否在獲得保釋並在保釋期間可能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被告人無需承認或承擔罪行,即可提出保釋申請。法官也無需首先形成觀點,即被告人已經犯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然後再考慮該人是否將來可能犯下這樣的行為。

(b) 第二個論:取消保釋的推定

31.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1)條規定,除第9G條另有規定外,「法庭在下列情況中命令被控人獲准保釋,不論被控人是否已被交付審訊  …」 [強調添加]

32.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1)條如下:

「法庭如覺得有實質理由相信(不論假若准予保釋會否根據第9D(2)條施加條件作規限)被控人會有下列行為,則無須准予被控人保釋 ——

(a) 不按照法庭的指定歸押;或

(b) 在保釋期間犯罪;或

(c) 幹擾證人或破壞或妨礙司法公正。」

33.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3)至(9)條還有其他指定情況,法庭可能拒絕批准保釋,包括保釋是為了保護被告人,或者他受到驅逐令的情況等。根據第9G(10)條,被控謀殺或叛國罪的被告只能由高等法院的法官(包括暫委法官)批准保釋,而不是由裁判官。

34.  這些規定條文的效力是,被告人根據表面證據有權在審判前獲准保釋。然而,在任何特定情況下,法庭可能根據第9G條拒絕批准保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否允許被告人保釋的問題,應根據第9G(1)(a)至(c)條所述的標準來決定。

35.  上述保釋的推定通常適用於任何被控告犯有任何刑事罪行的人。然而,在根據《國家安全法》而被控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中,還需要考慮第42條,其內容已在上文第24條中設定。

36.  顯然,第42(2)條並不排除對被控犯有危害 國家安全的人批准保釋。它所做的是規定一個特定情況,即,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否則不得准予保釋。

37.  根據第42條不准保釋的限制是非常狹窄的。雖然該條款採用了雙重否定形式,但法官在考慮對一名被控危害罪行的人保釋問題時,必須要問的實質問題是,是否有理由相信被告會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即根據《國家安全法》的罪行,而不僅僅是任何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舉證責任或證據標準等考量來處理這個問題並不有助於解決問題(  比較奈爾的 Bingham 勲爵在R v Lichniak [2003] 1 AC 903第16段中採用的類似問題的解決方法,以及 Steyn勲爵在R (McCann) v Crown Court at Manchester [2003] 1 AC 787中第37段所提到的,由 Carswell勲爵在R (O) v Crown Court at Harrow [2007] 1 AC 249中第9段提到)。法官必須對被告將來可能會做或不會做的事情形成看法。這不是作為事實的確切證據,而是法官必須根據他所面對的相關材料和情況的整體評估做出的判斷。

38.  在進行這樣的評估時,本庭認為應該盡可能地根據基本權利來解釋和應用第42條,包括《基本法》第28條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5條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權利。採取這種方法有三個理由。

39.  第一,重要的是要考慮《國家安全法》的其他規定,特別是第4條和第5條,其內容如下:

「 第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第五條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當堅持法治原則。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任何人已經司法程序被最終確定有罪或者宣告無罪的,不得就同一行為再予審判或者懲罰。」

40. 可以看到,無罪推定原則得到明確承認,其他受《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護的權利也得到承認,這些權利透過《基本法》第39條賦予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香港得到適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5(3)條明確規定這不是一個普通規定,等待審判的人應被拘留,但釋放可能受到出庭擔保的限制,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1(1)條明確規定,每個被控犯罪的人在法律上被證明有罪之前應被推定為無罪。正是這種無罪推定,代表了本庭刑事司法制度的「金色線索」[14],支持了保釋的推定[15],該推定由《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實施。法院在考慮《國家安全法》第42條的適用時,必須全力支持和實施無罪推定。

41.  第二,法庭已確立的方法是對憲法保障權利給予寬鬆的解釋,對侵害自由或限制基本權利的法律條文給予狹窄的解釋:見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第455段;Gurung Kesh Bahadur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02) 5 HKCFAR 480 ,第24段;以及Leung Kwok 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第16段。

42.  第三,法院有責任保護《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賦予的基本權利:見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asbourg Court’s Jurisprudence in Hong Kong [16] 。

43.  因此,在確定是否有足夠理據相信被控犯有違反《國家安全法》的行為的人不會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時,法官應該將解決任何合理懷疑時出現的有利情況歸於被告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名本應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獲准保釋的被告人將繼續獲准保釋,儘管第42條相反。這是因為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1)(b)條,拒絕保釋的理據之一是有充分理據相信被告人「在保釋期間會犯罪」。如果法官有意向對被告人批准保釋,無論是否附加條件,通常意味著他認為沒有充分理據相信被告人在保釋期間會犯重罪。這一考慮現在必須包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它根據定義是一種嚴重的罪行。在法官認為沒有充分理據相信被告人在保釋期間會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情況下,根據第42條,就沒有拒絕保釋的理由。

44.  另一方面,在法官認為被告在保釋期間可能會犯重罪的任何情況下,實際上,保釋可能不會獲准(即使從法律上講,保釋並未被排除)。因此,如果法庭認為有充分理據相信被告人在保釋期間會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法庭不太可能有意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批准保釋,無論第42條如何。

45.  簡而言之,雖然《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1)條和《國家安全法》第42條可能存在強調重點的異,但第42條的影響比實際更為明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第42條的實際應用不太可能導致保釋申請的不同結果。

46. 本庭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由於第42條的應用可能導致對保釋問題的不同結果。然而,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有利於保釋的推定,被告並沒有絕對的保釋權。本庭已經被提及一些案例,這些案例顯示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法院對於拒絕保釋或限制保釋推定的規定是否反對合憲性有不同的結論:

(1) 一方面的案例,例如State of Mauritius v Khoyratty  [2007]  1 AC 80  (在這個案例中,一項規定否認在審判前釋放被控與恐怖主義或毒品有關的罪行,並且嫌疑人已被控告或定罪為類似罪行被認為與毛裡裘斯憲法不一致),以及 Re Application for Bail by Islam  [2010] ACTSC 147  (在這個案例中,一項規定要求被控企圖謀殺罪的人在法院考慮是否給予保釋之前必須展示特殊或異常情況,被認為與2004年《人權法案》不相容)。

(2) 另一方面的案例,例如R v Pearson [1992] 3 RCS 665(其中一項規定要求被指控犯有特定毒品罪行的人,必須證明為何否認在審判前獲得保釋不合理,被認為與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相容,包括《權利和自由憲章》第11(d)條下的無罪推定Lamer 首席大法官和Sopinka法官和Iacobucci 法官 [17]所述),以及R(O) v Crown Court at Harrow [2007]1 AC 249(其中一項規定要求被控犯有特定類別罪行,包括謀殺、謀殺未遂、誤殺、強姦和其他性罪行的被告,在此前曾被判有罪,必須證明存在特殊情況,才能獲得保釋,被解釋為對被告人施加舉證責任以證明應當獲得保釋,並因此解釋而被認為不違反被告人在合理時間內接受審判或在根據《1998年人權法案》保釋的權利)。

47.  這些案件當然必須在相關憲法制度和具體挑戰條款的背景下閱讀,並且不能直接應用於香港。然而,在前述State of Mauritius v Khoyratty案件第30段中,厄爾斯費里的Rodger勲爵的原則性陳述是具有指導意義的:

「本席認為1994年法案第2條確實意圖對《憲法》第1條所設想的民主國家的這一部分進行根本性,(儘管有限)的改變。關鍵問題在於第5(3A)條的絕對性質。在適用時,它將完全剝奪法官考慮保釋問題的權力,無論任何特定案件的情況有多麼引人注目。相比之下,例如一個條款規定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否則不得允許在該條所設想的類型的人保釋,將不會產生相同的問題,因為法官將在決定保釋和個人自由問題上,即使是更受限制,仍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正如Guthrie先生代表被告強調的那樣,由於其形式和效果的絕對性,第5(3A)條可能會以任意方式運作,因此,它很可能會在憲法第3(a)條方面造成潛在困難。」 [強調添加]

48.  換句話說,雖然對保釋的絕對禁止是有異議的,但是一項規定,根據個人情況給予法官重要角色以決定是否對特定類型的罪犯批准保釋,不應被視為相同。在本案中,本庭認為第42(2)條並未對保釋施加任何絕對禁止,甚至不應將第42(2)條解讀為對反對保釋的推定。如果第42(2)條得到適當的解釋並按照上述第36至45段的建議進行應用,本庭不相信第42(2)條與Dykes先生所提述的《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中的各種權利並不一致,特別是無罪推定和保釋推定。

49.  順便一提,余先生提出了一個論證,即本庭是否應該解釋《國家安全法》時,是否應該單一採用普通法詮釋技巧,或以其他方法詮釋。本庭考慮到《國家安全法》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民法體系制定的國家法律,而《國家安全法》是「一國兩制」介面的一部分 [18] ,對於這個議題,本庭認為,就香港法院而言,本庭應繼續採用普通法方法詮釋《國家安全法》。根據終審法院的權威裁決,作為中國全國人大根據民法體系制定的國家法律,《基本法》應該採用普通法方法詮釋(見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 (2001) 4 HKCFAR 211 ,在221G-H、222C-E和223F-224D段)。如果作為「一國兩制」介面的《基本法》應該採用普通法方法詮釋(這是本庭有責任接受的命題),本庭看不到在詮釋《國家安全法》時採用其他方法的有效依據。

c)第三個論:第42條允許任意拘留

50.  關於第三個論證,Dykes先生主張第42條允許任意拘留,因為它不容許在沒有拘留保釋的理據的情況下釋放一個人,即沒有不出庭或在保釋期間犯罪或干擾證人或妨礙司法程序的風險 [19] 。這個論證的內在含義是承認當被告人在保釋期間有實際犯罪風險時,拘留保釋是一個合理的理據。第42(2)條實質上針對這種危險,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本庭不明白在這種情況下拘留保釋如何會導致任意拘留。

理據二首席裁判官不是「獨立」的

51.  第44條如下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從裁判官、區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上訴法庭法官以及終審法院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也可從暫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政長官在指定法官前可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上述指定法官任期一年。

凡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不得被指定為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在獲任指定法官期間,如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終止其指定法官資格。

在裁判法院、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應當分別由各該法院的指定法官處理。」

52.  Dykes先生承認「被委任的法官和裁判官在審理國家安全案件時可能是公正的,但他認為「他們並不獨立,因為他們是由行政長官選拔和委任的。」 [20] 。

53.  為支持這一論證,Dykes先生依賴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對「The 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的評論,特別是第26(c)段,該段陳述如下:

「為了確定司法是否可以被認為獨立於政府的其他部門,通常會考慮其成員的任命方式、任期、服務條件、對外部壓力的保證以及法院是否呈現獨立的形象。司法獨立的三個最低條件是:

(c) 制度獨立:即在與直接關係到司法職能行使的行政事務方面的獨立。外部勢力不得干涉與裁判職能直接和立即相關的事務,例如法官的分配、法庭的庭審和法庭名單。儘管司法和行政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制度關係,但這種關係不得幹擾司法在裁決個別爭端和維護憲法法律和價值方面的自由。」 [21]

54.  需要強調的是,就涉及《國家安全法》的案件而言,行政長官不會指派或提名任何特定法官審理任何特定案件。根據第44條,行政長官被賦予指定一定數量的法官的權力,包括裁判官、區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法官(包括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和終審法院法官,來處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案件。然而,指派哪位法官審理任何特定案件的問題仍由司法機構決定,而不是由行政長官或政府決定:請參閱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於2020年7月2日發表的聲明,特別是第5條:

「有關案件的登記和處理,以及由哪位法官負責處理案件或上訴的分配,將由相應級別法院的法院領導人決定。這些是司法機構唯一負責的事項。」

55.  在涉及《國家安全法》違法行為的案件方面,沒有適當或充分的基礎來主張,行政長官或政府處於一個位置可以「干預與審判職能直接相關的事發,例如法官的分配、法庭的庭審和法庭名單」,或者香港司法機構的任何成員的自由「在審理個別爭議並捍衛憲法的法律和價值」受到或將受到行政長官根據第44條行使權力的干預。

56.  在歐洲人權法院於2020年4月30日更新發布的《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指南[22]:公平審判權(刑事部分)中,第83條指出「行政機關任命法官是允許的,前提是被任命者在履行審判職能時不受影響或壓力」。本庭看不到任何證據建議首席裁判官在考慮是否應該在本案中允許申請人保釋時受到影響或壓力。

57.  Dykes先生認為「雖然實際獨立性很重要,但司法獨立的另一個關鍵方面是『被認為獨立』[23] 。本庭接受一般命題,即在履行司法職能時,司法機構不僅必須獨立,還必須被視為獨立(見The 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 2002,第1.3段 ; 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發布的《司法行為指南》序言第1段)。與明顯偏見相關一樣,被認為獨立的問題必須從一個合理的、「公正和見識廣博的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待(見Deason v White & Case (2003)6 HKCFAR 322 ,第20-21段)。

58.  根據《基本法》第8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官由行政長官根據一個獨立委員會的推薦任命,即司法官員推薦委員會。因此,行政長官和司法機構之間已經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關係。然而,這並不妨礙司法機構的獨立性,並被視為獨立於政府。必須牢記,法官要遵守其在任命時所作的司法誓言,其中要求依據法律,並無畏無惡地履行司法職責。此外,儘管公正和獨立的概念是不同的,但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疊。正如前面所述,Dykes先生承認由行政長官指定處理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 的案件的法官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可能是公正的。本庭不認為一個合理、公正和見識廣博的觀察者會認為這些法官是或可能不再獨立於政府。

59.  Dykes先生認為「處理國家安全案件時,指定法官或裁判官壓力重重。他或她只有12個月的任命期,沒有終身任期的保障。」[24] 。應當指出,根據第44條,指定法官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案件的任命和終止與其終身任期無關。法官的任命根據《2019年司法人員(延展退休年齡)(修訂)條例》的規定,直至適用的退休年齡。他的終身任期受《基本法》第89(1)條保護,該條規定如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

60.  同樣,Dykes先生表示「可能會有人認為已在名單上的司法人員會在潛意識中受到未被任命的可能性的影響」[25] 。這一觀點隱含的是,被指定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案件對法官有某種優勢或好處。這種說法完全站不住腳。

61.  Dykes先生所依賴的Liyanage v The Queen [1967]  1 AC 259 案例也無助於申請人。該案的歷史有點複雜。基本上,發生的情況是,在1962年1月一次失敗的政變之後,錫蘭的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名為《刑法(特別規定)法案》的法案,即1962年第1號法案(「《1962年第一號法案》」),該法案針對政變參與者。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法典》第404條,司法部長可以指示被告在叛亂罪和其他因公民騷亂、干擾公眾情緒或其他類似原因而適用此審判方式的任何其他罪行的情況下,由三名法官而非陪審團審判。該條款經修訂,以便《刑事訴訟程序法典》第404條包括該案被告人被控的罪行。此外,《1962年第一號法案》第9條規定,在司法部長指示由三名法官而非陪審團審判的案件中,「三名法官應由部長提名」[26] 。錫蘭最高法院裁定,法官提名的權力干涉了根據錫蘭(憲法)令第52條根據任命授予他們的國家最高法院法官的司法權力,因此是超出憲法法定權限的。這一結論未有通過上訴到樞密院而受到挑戰 [27] 。相反,錫蘭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新法案,即1962年第31號《刑法法案》(「《1962年第二號法案》」),修改了上述規定,使得審判應由首席大法官提名三名法官,而不是由司法部長提名。最終,有11人被判有罪,判處10年苦役並沒收所有財產。在他們的上訴中,樞密院裁定1962年第一和第二號法案因另一個原因而違憲,即它們旨在審判特定被控犯有特定罪行的特定囚犯,並涉及立法機關侵犯司法權力,與錫蘭憲法不符。在第289E-G頁,委員會陳述如下:

「不言而喻,立法機關可以通過制定罪行和刑罰或制定與證據有關的規則來立法,針對其大多數公民。但1962年的法案並沒有這種一般意圖。它們顯然針對已在一份白皮書中被命名並在監獄中等待命運的特定已知人士… 這些法律的修改並不是為了公民的一般性或設計為改進一般法律,這一點可以通過這樣一個事實來證明,即這些修改的效果應限於一月政變的參與者,而在這些人被法官處理後,法律應恢復到其正常狀態。」

62.  理事會的結論可以在以下段落中找到:

「正如已經指出的,針對立法特定程序的攻擊可能並不總是等同於對司法職能的干涉。但在本案中,法官閣下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存在這種干涉;這不僅是受質疑的法令可能的影響,而且是其預期的影響;這對其有效性是致命的。這些法令的真正性質和目的是由它們對其設計的具體程序的聯合影響所揭示的,特別是,它們從它們所聲稱對其最終目標,即對被定罪者的懲罰所做的改變中獲得色彩。這些改變構成了對司法領域的嚴重和故意的侵犯。坦率地說,它們的目的是確保法官在處理這些特定人士對這些特定指控時被剝奪了他們對適當判決的正常裁量權。他們被迫在定罪後對每個犯人判處不少於十年的監禁,並被迫命令沒收他的財產,即使他在陰謀中的作用可能微不足道。」(第 290E-291A 頁);和

「如果這樣的法案是有效的,司法權將完全被立法機構吸收,從法官手中拿走… 這樣的侵蝕違反了憲法的明確意圖。在法官閣下們看來,這些法案是超出權限並無效的。」(第291F-292A頁)

63.  暫時不談論委員會在Liyanage  案中的決定是在錫蘭憲法的背景下作出的,因此上述推理不能直接應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顯然Liyanage  案的情況與本案大相逕庭 。特別是根據第 44 條行政長官並沒有權力「提名」法官審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案件。此外,《國家安全法》律具有普遍適用性,不能說是為了處理某些特定罪行的特定場合上的一些特定人士而制定的,之後法律將失去效力。

64.  總之,本庭拒絕主張首席裁判官僅僅因為他是處理涉及根據第44條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指定法官之一而不「獨立」的論證。

理據三 – 強制性監禁條款中和獨立司法權的行使

65.  第20、21和24條規定了對於被裁定犯有該等條文下罪行的人的刑期範圍,視乎案情或行為的嚴重性:

(1) 第20(2)條涉及分裂國家或破壞國家統一的罪行,規定如下 –

「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 第21條,其中涉及煽動他人犯第20條下罪行的行為,規定如下 –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3) 第24(2)條,涉及恐怖活動的罪行,規定如下 –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66.  原則上,立法機關規定對於任何特定罪行的固定刑罰(例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謀殺案中的終身監禁),或者一系列刑罰(包括最高和最低刑罰),而由法官根據每個案件的事實來確定適當的刑罰,這不令人反對。Yau Kwong Man v Secretary for Security [2002] 3 HKC 457案中,在第38段,夏正文法官(當時)援引了Diplock勳爵在Hinda v R [1977] AC 195案中第226-227頁的原則性聲明:「在行使其立法權力時,國會可以(如果認為適當)規定對於所有被判定犯有該定義罪行的罪犯所應受的固定刑罰 – 例如,對於謀殺罪的死刑。或者它可以規定一系列刑罰,直至最高嚴重程度,無論是有或者,如更常見的那樣,沒有最低限度,將其留給審判該個人的法院來確定國會所規定範圍內的哪種刑罰在他案件的特定情況下是適當的。因此,國會在行使其立法權力時,可以制定一項法律,對於審判違反該法律的罪行的法院的法官的裁量權施加限制,以便對於個別罪犯施加一項監禁刑罰,其長度反映了法官對於該案件中罪犯行為嚴重性的評估… 在這方面,法官閣下不會試圖改進愛爾蘭最高法院在Deaton v Attorney-General and the Revenue Commissioners [1963] I.R. 170第182-183頁所說的,這是一個留給執行機關關於選擇交替刑罰法律的案子。

「對於固定罰款的規定和為特定案例選擇罰款之間有明顯區別。固定罰款的規定是一般規則的陳述,這是立法的特點之一;這與為特定案例選擇罰款完全不同…. 立法機關並不規定對個別公民案例應施加的罰款;它陳述一般規則,而該規則的應用由法院負責… 懲罰的選擇是司法行政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交由行政機關處理…

這是關於愛爾蘭共和國《憲法》所說的,該《憲法》也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在法官閣下的看法中,這適用於西敏寺模式的憲法更為適用。他們只會補充說,在這樣的憲法下,立法機關不僅不規定,而且也無法規定對個別公民案例應施加的罰款: Liyanage v. The Queen [1967] 1 A.C. 259 。」

67.  就第20、21和24條而言,很明顯它們僅規定對於在這些條文下被判犯有罪行的人的刑罰範圍,但並不規定在任何特定案例中應施加的罰款。根據Diplock勳爵在 Hinds 中解釋的原則,本庭認為第20、21和24條未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涉及對被控告和被定罪的人士判刑時行使司法權利造成不當干預。無論如何,在本案例中,對申請人的判刑問題尚未出現。

68.  Dykes先生主張,最低強制條款「影響對保釋的決定」 [28] 。本庭認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的刑罰,如果他被證明犯有被控的罪行,對於他是否應該在聆訊前獲准保釋是一個相關考慮。然而,本庭不認為在原則上當首席裁判官在決定是否對被控犯有第20、21或24條罪行的申請人進行保釋時,考慮到他最終被判有罪的這些罪行的刑罰範圍是錯誤的。

理據四 不可及的法律

69.  Dykes先生的論點,即《國家安全法》是一部「不可及」的法律,因為它是用中文公佈的,而作為公告的英文文本並非經過核證或是真確的,而僅用於「資訊」,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據本庭所知,沒有任何法律要求用中文公佈的國家法律必須附有真確的英文文本。

70.  根據《基本法》第9條,除了中文外,英文「也是正式語文」,而根據《法定語文條例》( 第5章 )第3條, 英文和中文兩種語言均被宣佈為香港的法定語文並享有平等地位。儘管 《法定語文條例》第4條規定所有條例必須以兩種法定語文制定和發布,但此規定不適用於非「條例」的 《國家安全法》,因為《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1章  )第3條給予了該詞語一個定義 :

「條例指 ——

(a) 由立法會制定的條例;

(b) 憑藉《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條例;

(c) 根據任何上述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但依據《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宣布為同 《基本法》抵觸的任何該等附屬法例除外;及

(d)任何上述條例或附屬法例的任何條文;」

71.  本庭注意到《釋義及通則條例》的規定的應用受任何條例或任何其他現行條例中出現的「相反意圖」的約束[29]。然而,本庭無法看到任何這樣的相反意圖,該意圖將使本庭解釋在《法定語文條例》中的「條例」一詞包括《國家安全法》。

72. 正如余先生所指出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並在香港實施的其他國家法律,特別是《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其中中文文本代表權威版本:

(1)就《基本法》而言,它最初僅以中文於1990年4月4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公佈。1990年6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採納了官方英文文本。但是,在兩個文本之間存在差異的情況下,中文文本優先。

(2)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而言,它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於1980年9月10日生效。根據《基本法》第18條及其收錄於附件三中,《國籍法》自1997年7月1日起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適用。在1997年全國性法律公佈(檔號:A402)中的英文翻譯僅供參考。

73. 從未有人主張,也無法合理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法》或《國籍法》是因為它不是一部「可及」的法律而違憲。

74. 事實上,申請人本身是中國人,沒有指出他不懂中文或不會閱讀中文。在裁判官面前,他由劉偉聰先生代表。在本次申請中,他不僅由Dykes先生代表,還有伍穎珊女士、黃瑞紅女士和陳碧琪女士代表,並沒有提出申請人的其他律師不懂中文。申請人表示,他選擇律師的權利受到限制,因為Dykes先生無法閱讀中文,因此無法直接對《國家安全法》提出意見[30]。 然而,Dykes先生有他的初級律師團隊提供協助。在本庭的聆訊期間,黃女士就《國家安全法》的中文文本提出了意見。此外,根據《基本法》第35條,並不存在絕對的選擇律師權利。本庭認為申請人的選擇律師權利並未遭到非法損害。如果有損害,則是由於他偏好的律師無法閱讀或理解司法管轄區的兩種法定語文之一。最終,申請人有權聘請一位合適和適當的大律師代表他參與本案。事實上,香港有一大批能夠閱讀和理解中文的優秀資深大律師,可以代表申請人參與本案。

75.  申請人所依賴的第58條與本案無關,因為該條款涉及的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辦公室在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辦公室自身提出的請求後,根據《國家安全法》第55條對案件行使管轄權的情況。本案不是這一類案件。

76.  被申請人所依賴的 Re Manitoba Language Rights [1985] 1 SCR 721 與本案不同,因為加拿大《1867年憲法法案》第133條明文規定「加拿大國會和魁北克立法機關的法案應該以[英文和法文]兩種語文印刷和發布」,而1870年馬尼托巴法案第23條也有類似的規定「立法機關的法案應該以這兩種語文印刷和發布」 [強調添加]。

77.  總的來說,本庭拒絕主張《國家安全法》不「可及」的主張。

處置

78.  駁回申請人尋求人身保護令的申請。本庭還作出一項條件性命令,要求申請人支付被告人的費用,如果雙方未達成協議,則由法庭評定訟費,並附有兩名大律師的證書。

79.  關於申請人是否應該獲准保釋的問題將由法庭另行考慮。

(周家明) (李運騰)
法院法官
原訟法庭法官
法院法官
原訟法庭法官

由伍展邦律師事務所委聘資深大律師Philip Dykes先生、大律師伍穎珊女士、 大律師黃瑞紅女士和大律師陳碧琪女士代表申請人

由律政司委聘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先生和資深大律師孫靖乾先生代表答辯人

[1]  參見Philip Dykes先生於2020年8月11日的提議書大綱第1段。

[2]  參見Philip Dykes先生的提議書大綱第15段。

[3]  參見Philip Dykes先生的提議書大綱第16段。

[4]  參見Philip Dykes先生於2020年8月18日的回覆提議書大綱第149段。

[5]  換句話說,根據《權利和自由憲章》第11(e)條和《刑法典》第515條的基本保釋權,參見第691-692頁。

[6]  第680、681和692頁。

[7]  第52(1)條規定如下:「加拿大憲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任何與憲法規定不一致的法律,在不一致範圍內無效。」

[8]  第24(1)條規定如下:「任何人的權利或自由,如本憲章所保障,被侵犯或否定,可以向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以獲得法院認為在當時情況下適當和公正的救濟。」

[9]  第678、680、682和701頁。

[10]  第673頁。

[11]  參見Dykes先生的提議書大綱第51段。

[12]  參見Dykes先生的提議書大綱第54段。

[13] 《國家安全法》第65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於對第42條沒有相關解釋,因此在本案中不必考慮第65條的影響。

[14] Woolmington v DPP  [1935] AC 462 ,在第481頁。

[15]  參見 HKSAR v Vu Thang Duong  [2015] 2 HKLRD 502 ,在第13段。

[16]  刊登於「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World –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Leszek Garlicki」(Marek Zubik編輯)(Wydawnictwo Sejmowe,Warszawa 2017),在第3-4頁。

[17]  在第701頁。

[18]  參見余先生於2020年8月14日的提議書大綱第43段。

[19]  參見於Dykes先生的提議書大綱第51.3段。

[20]  參見於Dykes先生回覆提議書大綱第101段。

[21]  參見於Dykes先生提議書大綱第82段。

[22]   《歐洲人權公約》第6(1)條規定如下:「在確定其民事權利和義務或對其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每個人均有權在合理時間內由法律確立的獨立和公正的法庭進行公正和公開的審判。」 本條相當於《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0條。

[23]  參見於Dykes先生的回覆提議書大綱第110段。

[24]  參見於Dykes先生的回覆提議書大綱第103段。

[25]  參見於Dykes先生的回覆提議書大綱第118.5段。

[26]  第279D-E頁。

[27]  第282A-D頁。

[28]  參見於Dykes先生的提議書大綱第72段。

[29]  參見《釋義及通則條例》第2(1)條。

[30]  參見 Dykes 先生的提議書大綱第93段。

(劉傑雄翻譯)